敦煌寺笔记：法护、罗什和玄奘 | 秦凌 | 自由微信

敦煌寺笔记：法护、罗什和玄奘 | 秦凌

Original: 秦凌文汇笔会 2019-07-12

敦煌寺一角（孟繁瑞摄）

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，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。

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，而是在陕西西安，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。说是北郊，随着城市的开发，此处已经高楼林立，道路纵横，并没有非常田园风的景象，但因为修复重建工作还没有正式获批进行，作为陕西现存最早的寺庙，敦煌寺周围还是芳草萋萋，也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，即使西安本地人也大都并不知道。

敦煌寺名称的由来和竺法护有关，鸠摩罗什之前，中国佛教最伟大、译经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，他是月氏人，因为世居敦煌、德化遐迩，被世人尊称为“敦煌菩萨”。据考证，西晋武帝泰始二年（266），竺法护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大量佛教经典原本，来到长安，在青门外建寺从事翻译工作，20余年间，共译出了150余部经论。因为竺法护被称为敦煌菩萨，所以他在青门外建的这座寺便被称为敦煌寺，竺法护的大部分佛经翻译也正是在敦煌寺译场进行。

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·佛典之翻译》这么评价竺法护：“西行求法之第一人，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。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，实自护始。”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成就，学术界更早有丰富的阐述，不待我这个外行饶舌。只是偶然发现，观世音菩萨的“观世音”这个词汇最早来自竺法护于泰康七年（286）译于长安的《正法华经》（竺法护在经中译作光世音，观世音这一译法是在他的助手聂道真这里才最终成型）；农历七月十五日重要的民俗节日盂兰盆节、盂兰盆会的“盂兰盆”最早也来自竺法护翻译的《盂兰盆经》。

观音菩萨可能是从古至今最为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，其信仰应当是发轫于古代印度文化圈，并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东亚，其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形象，使之成为信徒们心灵皈依和安放的对象，也持续向众生输出希望和安宁。盂兰盆在民俗传统中的演变复杂而隐蔽一些，但是，北朝学者颜之推（531—591）的《颜氏家训·终制》里面提到“若报罔极之德，霜露之悲，有时斋供，及七月半盂兰盆，望于汝也”，而梁武帝下令在建康（南京）建造同泰寺后，也于大同四年（538）在该寺举行了盂兰盆斋戒，可见无论南北，至少到6世纪，盂兰盆节都已成为普遍的慎终追远、寄托情思的重要活动。

竺法护译的《佛说弥勒下生经》中还描述了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的大同世界：

时阎浮地极为平整，如镜清明，举阎浮地内，谷食丰贱。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。诸村落相近，鸡鸣相接。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，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。……尔时阎浮地内，自然生粳米，亦无皮裹，极为香美，食无患苦。所谓金银、珍宝、车磲、马瑙、真珠、虎珀，各散在地，无人省录。……

对美好的憧憬跃然纸上。

敦煌寺塔（孟繁瑞摄）

有说竺法护圆寂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（308），这一年正月，正式称帝的匈奴人刘渊亲率军队南下攻掠中原，之后的永嘉五年（311），刘渊养子刘曜破长安，加上关西大饥，史称“白骨蔽野，士民存者百无一二”。这么算来，不免为竺法护庆幸，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一人间惨剧。

但是，竺法护的卒年也许还要晚一些，比如辛嶋静志教授就认为法护从事翻译的年代下限是311年，而也有朋友提醒我，早在永兴三年（306），东海王司马越部下的鲜卑士兵就曾经在长安大肆劫掠。这么说来，无论从哪个角度，对于兵燹战乱，竺法护实际上还是避无可避。

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院士（1890—1974）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正好落在那个时代，十六国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原因之一，恰是北方民族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南下。面对乔治·马丁（George R. R. Martin）的著名奇幻小说《冰与火之歌》中“凛冬将至（Winter Is Coming）”那样的局面，势单力薄的个体或许确实避无可避，但另一方面，面对Winter Is Coming，竺法护也正是在Get Ready，用信仰的福慧资粮，极大地鼓励着面临和即将面临战乱浩劫的恒河沙数的众生。

“一切恩爱会，无常难得久。生世多畏惧，命危于晨露。”（竺法护译《佛说鹿母经》，金庸先生在《飞狐外传》结尾处引用此偈）但是，观世音、盂兰盆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安慰着生人，也救拔超度着殁者，人们最终依然能够“皆得解脱一切众患，及其伴侣众得济渡，不遇诸魔邪鬼之厄”（竺法护译《正法华经》）。

竺法护圆寂约100年后，又一位高僧来到长安。说来吊诡，这位温文尔雅的比丘的到来，既是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，也是其结果——弘始三年（401），后秦国君姚兴攻伐后凉，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，这一“抢人”事件自然带有相当浓重的乱世色彩，但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后便被请入逍遥园西明阁，以国师礼相待，后秦官方还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，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，这毕竟算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。

但乱世终究是乱世，虽然“僭伪诸君有文学”（赵翼《廿二史剳记》语），其脑回路有时却真的有点清奇。拿姚兴来说，他既是护持罗什译场的功德主，又是逼迫罗什破戒的主使人。姚兴的动机是“好意”，他认为鸠摩罗什聪明超悟，天下无二，唯恐其绝后而使法种无嗣，于是便强迫罗什接受女人，以传“种”接代。但这所谓“己之所欲强施于人”给鸠摩罗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精神困扰，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听闻此事不由感叹道：“罗什如好绵，何可使入棘林中？”鸠摩罗什本人也深深自责，经常对弟子们说这样的譬喻：“譬如臭泥中生莲花，但采莲花，勿取臭泥也。”

《心经》的鸠摩罗什译本叫《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》，开篇即是“观世音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阴空，度一切苦厄”，其中“度一切苦厄”在梵语文本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语句，有学者认为是根据中亚语言的文本增添进去的，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鸠摩罗什本人加进去的。这虽无确证，却似合情理——因为要得到罗什，后凉吕光给罗什母亲的国度龟兹带来了灭顶之灾；因为崇拜罗什，姚兴让罗什犯了佛教的根本戒律；尊贵的国师尚且遭遇如此的苦厄，更何况乱世中其他哀哀众生。

唐朝初年，长达数百年的小冰河期终于过去了，当时的长安，只能耐寒到－8℃的柑橘、只能耐寒到－14℃的梅树竞相生长，佛教也在这个和暖的盛世蓬勃发展。

时间更有一些神奇的巧合，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前一年，李暠在敦煌自称凉公，建立西凉，大唐皇室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他，在官方认可的家族谱系中，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六世孙，唐太宗李世民是李暠的七世孙。而更加“追根溯源”的说法是，大唐皇室是老子的后代，因而道教成为李唐最偏爱的宗教。不过，虽然道教的官方地位卓尔不群，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比道观更大，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和资助，大慈恩寺、荐福寺、大兴善寺、兴教寺、青龙寺、西明寺、华严寺、净业寺、香积寺等这些佛教各宗的祖庭，都是在唐代初创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。